2020年农历年春节前夕，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袭击了武汉，疫情迅即蔓延至全国。在武汉与全国各地共同抗击此次疫情的过程中，诗人与非诗人们同行动，创作了众多的“抗疫”之诗。在汶川地震诗歌热潮之后，全国又形成了“抗疫”的诗歌热潮。对此，我的看法是，“抗疫”，需要好诗，诗人应在创作出“抗疫”好诗方面下工夫。“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白居易：《与元九书》）是中国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也是新的时代对诗人在场、诗歌在场的要求，中国诗歌理论与实践已证明了诗歌佳作所具有的积极作用。故而，问题不在该不该写，而在如何于“抗疫”之时创作出“抗疫”好诗。在阅读了国内的一些“抗疫”诗作之后，我感觉到，要在“抗疫”之时创作出“抗疫”好诗，作者至少要围绕助力“抗疫”在“三个结合”上做文章。

　　一、将反映“抗疫”进程与助力“抗疫”相结合

　　“抗疫”之诗，是伴随着“抗疫”进程而不断出现的，正如当年的汶川地震诗歌创作一样。这是一种特殊的诗创作，与平时的诗创作同中有异。因此，在“抗疫”之时创作“抗疫”之诗，除了必须遵循诗创作的一般规律之外，作者还应把握其“异”，独特的要求。这种独特的要求，颇为重要的一点便是将反映“抗疫”进程与助力“抗疫”相结合。这也是诗人在场、诗歌在场的一种具体要求。
　　显然，要在“抗疫”之时创作出“抗疫”好诗，就需要在两个方面同时发力：一方面让诗在反映“抗疫”进程时，能及时将“抗疫”进程中的感动作者、读者的人物、事件再现出来，让诗成为历史的见证;另一方面让诗具有激励作用，能助力“抗疫”。这就要求作者在创作“抗疫”之诗时至少做到“四要四不要”。
　　一是要“为情而造诗”，不要“为诗而造情”。诗，是作者情感的结晶。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云：“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与元九书》）。而诗要以“情”来“感人心者”，这“情”必须是真挚的情感，又是强烈的情感。故而，作者在创作“抗疫”之诗时，要有感而发，“为情而造诗”，不要“为诗而造情”，而且要让真挚的情感强烈些再强烈些，如此，方有可能创作出好诗，引起人们的共鸣，助力“抗疫”。著名诗人吉狄马加的诗《死神与我们的速度谁更快——献给抗击新冠肺炎的所有人》在这方面提供了有力的佐证。我们不妨来看其中的一些诗行：“当自己成为大家，当众人关注最弱小的生命，/一个人的声音的背后是一个民族的声音，而从一个人/声音的内部却又能听见无数人的声音。/是的，我已经真切地看见了，我们与死神的赛跑/已经到了最后的冲刺，相差的距离越来越近，/这是最艰难的时候，唯有坚持才能成为最后的英雄。/相信吧！我们会胜利！中国会胜利！人类会胜利！/因为这场生与死的竞赛相差的距离已经越来越近！”这些诗行形象地表达了“自己”与“大家”融为一体，坚持与死神赛跑，“我们”“中国”“人类”必定赢得胜利的坚定信念，系“为情而造诗”，而且感情真挚强烈，因而能打动读者的心灵，助力“抗疫”。
　　二是要典型性，不要大而空。此次疫情起于武汉，迅即蔓延至全国，范围广，“抗疫”的进程也颇为复杂。若非大手笔，在创作“抗疫”之诗时，则尽量不要在一首诗中面面俱到、反映整个“抗疫”进程，而不妨选择“抗疫”进程中的具有典型性的人物、场景来反映“抗疫”进程的某个侧面，以小见大，避免大而空。著名诗人车延高的诗《一个超负荷的群体》，集中写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这个“超负荷的群体”，抒发其赞美之情：“真的要谢谢你们/你们以自己超负荷的负载在为人们做心理减压/你们耗竭自己有限的能量在为自己热爱的生活增加能量/你们让我看见责任和使命的重量”。显然，此诗反映“抗疫”进程，选择了具有典型性的医护人员这个“超负荷的群体”，避免了大而空，诗的感染力也强，能助力“抗疫”。这就颇能说明问题。
　　三是要将反映“抗疫”进程与助力“抗疫”相结合，不要停留在反映层面。反映“抗疫”进程，不要停留在反映层面，而要将反映“抗疫”进程与助力“抗疫”相结合，让诗能对“抗疫”产生积极作用。“抗疫”的每一个节点，都是进程，作者可以根据抒发情感、表达思想等的需要进行取舍，加以反映，以此艺术地见证历史，使诗具有史料价值。而诗助力“抗疫”可以体现在诸多方面：向因病逝世者、向为“抗疫”献出生命的可敬的人致哀，体现对生命的敬重，让人们能化悲痛为力量，这是助力“抗疫”;给患者以精神鼓励，体现人文关怀，让患者有勇气与病魔作斗争，这是助力“抗疫”;讴歌“抗疫”中的英雄、赞颂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志愿者等人的拼搏精神、献身精神，敬业的医学专家的科学态度、攻关精神等，表达夺取“抗疫”胜利的坚定信念等，这也是助力“抗疫”;称颂“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众志成城“抗疫”的团结精神、民族精神，赞美在“抗疫”进程中显现出来的中国速度、中国力量、中国奇迹，展现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作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等等，这更是助力“抗疫”。当然，鞭笞“抗疫”进程中出现的不良现象，让人们从中汲取教训，更好地“抗疫”，也可以视之为助力“抗疫”。要创作出“抗疫”好诗，反映“抗疫”进程很重要，助力“抗疫”很重要，能将反映“抗疫”进程与助力“抗疫”结合得好也很重要。事实表明，能将反映“抗疫”进程与助力“抗疫”结合得好的诗往往是好诗。中国作协会员刘汉俊的诗《武汉，生命在呼唤》便是这样的好诗。此诗感情真挚强烈，围绕“武汉，生命在呼唤”构思，从“我不想倒下”写到“你不能倒下”，再写到“你不会倒下”，突出了武汉告急，“北京的声音温暖凝重，/字字滚烫，句句千钧，/中南海的灯光彻夜不眠，/聚焦武汉，照射全国，/传达的是意志，传导的是温度，传递的是信心”，形象地反映了全国驰援武汉的动人场面，“抗疫”进程，表达了人们夺取“抗疫”胜利的坚定信念：“悲怆里的中国发出生命的呼唤，/口罩里的中国发出抗争的呐喊，/泪水里的中国扬起生命的风帆！/相信春天，相信中国，/再创奇迹，再写史诗。/走过去，生命像花儿一样开放，/走下去，天上太阳正晴！”如此形象地反映“抗疫”进程、抒发真挚强烈情感的佳作，感染力强，对当前的“抗疫”能起到很好的激励作用。这应该能说明问题。
　　四是要助力“抗疫”，不要给“抗疫”添乱。“抗疫”之诗，要反映“抗疫”进程，并且能助力“抗疫”，方有存在的价值。否则，也就失去了创作“抗疫”之诗的意义。至少诗人不能让自己所创作的诗给“抗疫”添乱。之前，有诗人的“抗疫”之诗受到人们的质疑，就在于其诗创作在情感表达、语言运用等方面出了一些问题，其诗未能给“抗疫”助力，而有给“抗疫”添乱之嫌疑。

　　二、将提升诗的艺术价值与助力“抗疫”相结合

　　在“抗疫”之时创作出来的“抗疫”好诗，除了要将反映“抗疫”进程与助力“抗疫”相结合，还要将提升诗的艺术价值与助力“抗疫”相结合。诗的艺术价值是诗的价值评价的重要标准之一。二者成正比，艺术价值越大则诗的价值越大。艺术价值大的“抗疫”好诗，既能助力“抗疫”，又能让人感受到艺术美。没有什么艺术价值的“抗疫”之诗往往是标语化、口号化了的，很难让人感受到艺术美，而在助力“抗疫”上或许还不如某些情感强烈、旗帜鲜明的标语、口号。
　　提升诗的艺术价值，至关重要的是要在强化诗意上做文章。有的评论家不赞同在“抗疫”之时创作“抗疫”之诗，主要是针对那些毫无诗意之作而言的。其实，无论要创作出何种题材的好诗，都必须强化诗意，避免标语化、口号化。“抗疫”属于一种题材，自然其诗的创作也不例外。强化诗意的手段较多，涉及意象经营、想象展开、谋篇布局、角度选择、语言运用等。限于篇幅，这里仅强调如下三点：
　　一是以营造新颖别致的意象强化诗意。新颖别致的意象，是强化诗意的重要手段之一，也是构成真正的诗、诗之佳作的重要元素。著名诗人黄亚洲的诗《今夜，让我的心跟随你们去武汉》与沙克的诗《打门的迎春花》便在这方面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前者，营造了一些新颖别致的意象，如“你们把自己的性命，与红十字符号/整整齐齐，收拾在了一起”“……你们在第一时间，就听见了武汉的哭泣/也在第一时间，用写决心书的笔/接通了/自己的血管”等，从而形象地表达了异地的医护人员崇高的使命感、献身精神，医护人员与武汉疫区人民心连心，医护人员出征疫区的坚强决心，强化了诗意，增强了艺术感染力，因而能引起读者的共鸣。后者，以“迎春花”为主意象，围绕此主意象营造了一系列新颖别致的分意象：平常而不寻常的“口罩”，反映复杂心理的“眼神”，“太多的床喊累/承接无主的枕头的伤悲”中的“太多的床”与“无主的枕头”，“久闭的门睡够了不想睡的觉”，“梦见迎春花开”的“梦”，还有那些“机器人”“发动机”，等等。而作为主意象的“迎春花”本身就新颖别致，这从起初的“迎春花咽下吐沫……憋着/黯黄着脸，不敢吐”与后来的“迎春花憋不住才情/挨户打门，唱起‘生活多美好啊’的歌”可窥见一斑。这些新颖别致的意象的组合，形象而含蓄地反映了此次疫情的严重程度，寄寓了诗人对被病魔夺去生命的同胞的哀悼之情，艺术地展现了居家隔离阻止疫情蔓延的情形，人们的无聊与无奈，以及对早日战胜疫情的渴望，还有“抗疫”迎来胜利的曙光，等等。一言以蔽之，正是新颖别致的意象的组合将诗人情感的抒发、思想的表达与反映“抗疫”进程、描绘“抗疫”的人们的心理等有机结合，强化了诗意，提升了诗的艺术价值，当然，也能助力“抗疫”。
　　二是以想象展开的新奇化强化诗意。新奇化，主要包括新颖、奇特等要素。所谓想象新颖，就是指想象展开是新鲜的，是独创而独特的，是人无我有的，而不是重复自己与他人的想象，不是因循守旧的，也无“似曾相识燕归来”之感。所谓想象奇特，就是想象展开是奇异、特别的，与平庸无缘，与一般化明显有别。以想象展开的新奇化可以让“抗疫”之诗强化诗意，打动人的心灵，让人感受到艺术美。著名诗人王久辛的诗《这些高尚的人——写给奔赴武汉抗新冠肺炎的战友》便是以想象展开的新奇化强化诗意的佳作。如其中的诗行：“我希望我的字句/能够成为他们的战友/而我的心眺，能够/和他们一起与病毒对垒”“我敬仰他们，假若/我今生能够，与这些/高尚的人们一起，并肩战斗/哪怕成为他们刚戴上的口罩/才喂给感染者的一粒药丸/或注射给发烧病人的一剂针液/我就是幸福的，如果这些/都统统不能，甚至不能/成为这些勇士的助手/那么，就让我们成为/防疫止灾的志愿者吧，首先/把自己管理好，而后/从一点一滴的小事上做起/像这些高尚的人/严于律己那样/彻底清除身上和身边/所有病毒可能的孽生之土……”这些诗行，感情真挚强烈，想象展开于寻常中见新奇，艺术地表达了“我”与“高尚的人”——奔赴武汉抗新冠肺炎的战友并肩作战抗击疫情的心愿，富有诗意，动人心弦，能让人感受到艺术美，也能助力“抗疫”。诗人吕传友的诗《看到钟南山院士流泪》，写84岁的钟南山院士“面对新冠病毒肆虐”而情不自禁地流泪，其中的诗行“这次泪水/挥洒到这块土地的每个角落/84岁老人的泪水是全民的84消毒液/清洗带有病菌的人”，借助于新颖的比喻、恰当的夸张，让想象展开新奇化，强化了诗意，让钟南山院士的形象鲜明突出，而且耐人回味，当然，也能助力“抗疫”。由此可见，以想象展开的新奇化可以强化诗意，提升诗的艺术价值，也能助力“抗疫”。
　　三是以与众不同的谋篇布局强化诗意。谋篇布局的与众不同，实际上体现的是构思的独特、巧妙，也是强化诗意、突现诗的艺术个性的有效手段。著名诗人李皓的《我想坐车再去一趟武汉》与著名诗歌史料家、诗人姜红伟的《空城计》便属于这方面的好诗。前者，以反复吟咏“我想坐车再去一趟武汉/就像我从来没有去过一样”来谋篇布局，真切地表达了诗人对与众不同的武汉的留恋，对武汉文友、诗友的思念、支持，也形象地展现了武汉“抗疫”胜利之后的情景：“到那时，我们将那些消了毒的口罩/互相作为礼物，甚至像防疫服那样/写上我们平凡的名字，患难时的泪水/写上真，写上善，写上美，写上/我们生命里大无畏的人格，最纯粹的良知/在心里默念一个大写的名字：武汉！武汉！//我想坐车再去一趟武汉/就像我从来没有去过一样”。此诗善于将历史、现实、未来相联系，将大处着眼与细处着墨相统一，将叙事与抒情相结合，并将日常语与诗家语相交融，大气磅礴而不失柔情，谋篇布局与众不同，艺术个性突出，因而在“抗疫”之诗中独树一帜。后者，围绕“抗疫”中的武汉封城，由肯定（“这是一出空城计”）至否定（“这不是一出空城计”）再至肯定（“其实/ 这还是一出空城计”）谋篇布局，并对立统一于此城之“空”与异地援助之“满”，还用历史人物诸葛亮的空城计作衬托，从而巧妙而艺术地再现了武汉人民、全国人民共同“抗疫”的动人场景。显然，此诗谋篇布局也与众不同，诗意得到了强化。这两首诗富有诗意，能让人感受到艺术美，也能助力“抗疫”。
　　由此可见，创作“抗疫”好诗，强化了诗意，可以提升诗的艺术价值，让人感受到艺术美，并能助力“抗疫”。这也是我强调将提升诗的艺术价值与助力“抗疫”相结合创作出“抗疫”好诗的理由。

　　三、将展现深层次的思考与助力“抗疫”相结合

　　“抗疫”好诗，除了反映“抗疫”进程，艺术地见证历史，具有激励作用，助力“抗疫”，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让人感受到艺术美之外，还能展现深层次的思考，发人深省，给人启迪。也即在将反映“抗疫”进程、提升诗的艺术价值与助力“抗疫”相结合时，还要将展现深层次的思考与助力“抗疫”相结合，让诗具有思想的深度。
　　“抗疫”之诗，属于灾害文学的一种样式。对灾害的来源、进程、结局等，科研人员、有关专家要进行科学研究，总结经验教训，提出今后的应对之策等。但这并不意味着与诗人无关、与诗无关。恰恰相反，诗人应在诗中对灾害的来源、进程、结局等进行形象的反映、反思。有担当的诗人的成熟之作，在抒发真情实感时往往能形象地表现其思考的深度，让诗具有深刻的思想，从而让诗不肤浅。“抗疫”之诗，大都系即兴之作，却并不意味着都缺乏思考的深度。有些诗已经在这方面作了有益的尝试，如著名诗歌理论家、批评家杨志学《见证》中的诗行：“江城见证了风云之不测/大地见证了生命之无常/大自然听到了人类的哀叹/愿人类也能看见自然界的累累创伤”。形象的语言中既有对人生的慨叹，也有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思考。如此，作品具有了思想的深度，也能发人深省，给人启迪。实际上，在诗中对疫情蔓延之因等反思，对应对天灾人祸等的深层次的思考等也属于“抗疫”的另一种助力。这种助力与那些赞颂、提气等诗的助力可谓殊途同归。目前，将展现深层次的思考与助力“抗疫”相结合的好诗为数不多。或许在“抗疫”取得全面胜利时能将展现深层次的思考与助力“抗疫”相结合的好诗会多起来。
　　这里尚需说明的是，上文所述的“三个结合”，实际上是指将反映“抗疫”进程、提升诗的艺术价值、展现深层次的思考与助力“抗疫”相结合，只是为了阐述的方便而分而述之。就一首诗的创作而言，将反映“抗疫”进程、提升诗的艺术价值、展现深层次的思考与助力“抗疫”都结合得好，自然能创作出“抗疫”好诗;而将其中的大部分结合得好，如将反映“抗疫”进程、提升诗的艺术价值与助力“抗疫”结合得好，或者将提升诗的艺术价值、展现深层次的思考与助力“抗疫”结合得好，也可以创作出“抗疫”好诗。其中，助力“抗疫”乃“抗疫”好诗创作的重中之重，提升诗的艺术价值又是其不可或缺的要素。因此，要创作出“抗疫”好诗，不能不在结合上做文章。
　　总而言之，“抗疫”之时需要好诗。诗人若能将反映“抗疫”进程、提升诗的艺术价值、展现深层次的思考与助力“抗疫”结合得好，则完全有可能创作出“抗疫”好诗。我相信，这次会有一些“抗疫”好诗能流传下去，让人们记住。尽管数量不会太多，但这很正常，就是在五万余首的《全唐诗》与二十五万余首的《全宋诗》中真正能让人记住的诗也不在多数。

　　　　初稿于2020年2月17日
　　　　定稿于2020年3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