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是无法抵御的。日子像风在赛跑一样，不经意间从指缝间滑落。年复一年，旧的一年不由分说地向我们告别，新的一年随之迎面扑来。更行更远处，蓦然回首2019年度华语诗坛，所有发生的故事和构成的风景已复制不了。有些事件，一如沙滩上的足迹，浪过之后了无印痕;有些情景，如梦似幻般掠水而过，泛起斑斓的涟漪;有些音符，像翅膀打开一角天空，雨花开满记忆的枝头;有些镜头，恰似斑驳的油画，会勾引起联翩浮想……一切已成为昨天，或将凝成为历史的页册。

　　深感吊诡的，一方面是在市场经济浪潮鼓动下，经济神话代替了政治神话，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种奇特的景观：物欲横流，人心浮躁，时尚弥漫，随之而来的是人文沦落，价值失范，人性异化，人的生存处于极度的尴尬且陷入困窘，即物质膨胀而精神贫乏;另一方面是，身处社会文化历史转型的巨大漩涡中，尽管被边缘化的诗歌濒临娱乐化而构成了当今诗歌写作的真正困境，但为了抵抗物质对精神的挤压，诗歌又以一种特殊形态重新凸现于社会和公众的视野里，尽可能营造氛围以呼唤诗性的声音，乃至强调诗人的社会历史担当与艺术使命，于是乎各种各样的诗歌活动和大小事件接踵而至，令人目不遐给，堪称如火如荼，热闹非凡，形成了一种类似“诗歌狂欢节”的现象。回首之际，站在岁月延伸的岸上登临纵目，要对这个年度诗歌的大小活动逐一盘点，要对这个年度的诗坛进行回眸审视，仿佛面对着一个重大而复杂的生存课题，令人深感惶惑且无所适从，因为一个人的经历、活动和视野毕竟有限。因此，笔者只能抓住那些依然停留于记忆深处的一鳞半甲，于无声处中展开勾勒式的巡视、聚焦和描述。

　　令人颇感兴趣的是，“百年新诗再出发”作为一个重要诗学命题，持续引起包括主流的民间的、网上的网下的热烈讨论。文艺报、诗刊社、光明日报文艺部在本年度联袂举办的“新时代诗歌再出发”的专题探讨，继而中国作协主办了全国诗歌座谈会，均围绕着百年新诗进行回顾、梳理和总结，同时针对当下诗歌现象，阐述和回应了相关问题，参加讨论者既有诗人、诗评家，还有翻译家及有关诗歌刊物负责人。而在学术界，为回顾与总结1949年以来中国古代诗学、现代诗学以及东西方诗学理论与批评交融互渗研究的历史进程和卓越成就，开创中国诗学理论与批评学术研究新局面，山东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青岛研究院和诗学高等研究中心联合主办“古典与现代：七十年中国诗学理论与批评学术研讨会”，抓住“中国诗学理论与批评”为主要议题，著名学者谢冕、吴思敬发表主题演讲，来自海峡两岸的专家学者展开有的放矢的探讨。此外，由中国诗歌学会、北大中国诗歌研究院和外语学院主办的首届“童诗现状与发展研讨会”在安徽举行，共同讨论当代中国儿童诗写作及研究现状与发展走向，这是在中国首次举办的国际性儿童诗歌专题研讨会。还有，12月中旬在云南昭通学院举行的“第九届中国新锐批评家高峰论坛”，彰显了学院派诗歌批评家对自身批评理念与体系的深刻反思，这对于正在享受狂欢盛宴的诗歌现场不啻是一种严肃诗学意义的警醒。如此等等，证明诗歌的存在和生长依然有抵挡不住的活力与风情，并没有因为文学的边缘化而停止自由的呼吸，而是向着无边的诗与思不断延伸。

　　产生广泛影响力的诗歌事件，综合来说应是覆盖波及面甚广的“曹伊之争”，即大诗主义诗派代表人物曹谁VS口水诗派代表人物伊沙。该事件发端于2018年9月，一直持续到2019年末还在发酵，未见停止迹象。从官方到民间，诸多媒体及网站持续纷纷跟踪报道，很多民间诗人也加入其中各抒己见，亮相态度。年末还评出了“曹伊之争”十大事件以及补充版的十大事件，共计二十大事件，令人叹绝，无不引起海内外整个华语诗坛的热切关注。

　　相对吸人眼球的，当属三个重要诗歌节。一是，12月上旬在海南举行的“首届博鳌国际诗歌节”。期间，中外诗人云集，节目精彩纷呈。既有第二届博鳌国际诗歌奖颁奖典礼及年会论坛，又有第二届国际微诗奖颁奖仪式及“国际诗人丛书”首发式，以及博鳌国际诗歌之夜音乐诗会。第二届博鳌国际诗歌奖分别评选出“杰出成就奖”、“年度诗人奖”、“年度诗集奖”，美国诗人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中国诗人梁小斌等获奖，由黄亚洲诗歌发展基金会、世界诗歌运动等诗歌(文学)机构共同主办。同时就“互联网时代诗歌国际化之可能与挑战”为主题展开对话和交流。应该说，博鳌国际诗歌节在某种程度上为繁荣世界诗歌创作，推动中国诗歌的国际化进程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二是，11月中旬在上海浦江拉开帷幕的“第四届上海国际诗歌节”，开幕式上，“金玉兰”诗歌大奖揭晓，中国诗人翟永明夺得桂冠。该诗歌节由上海市作协主办，以“诗歌是沟通心灵的桥梁”为主题，旨在以诗歌，创造更富人文精神的世界，从而唤起无数诗歌爱好者感受到诗意的艺术氛围和深情滋养，其意义不言而喻。三是，11月中下旬在香港举办的“香港国际诗歌之夜”同样精彩无比。这是由著名诗人北岛于2009年发起与创办的国际诗歌节，活动每两年一届，特邀世界著名诗人共聚香港进行交流研讨和诗歌朗诵。活动亦延伸至内地不同城市，传播诗的魅力。“香港国际诗歌之夜”已成为亚洲最具影响力的诗歌盛事，也是国际诗坛上最成功的诗歌活动之一。本届诗歌之夜的主题为“言说与沉默”。无庸置疑，此活动为文化界和诗人们制作了一席别开生面的诗歌艺术盛宴。此外，本年度在唐山举办的第十九届国际华文诗人笔会，在绍兴举行的第十届东南亚华文诗人大会，在西安拉开序幕的PENTASI B 2019中国世界诗歌节暨苏菲世界诗歌奖，还有鼓浪屿诗歌节、第二届望宸诗会等富有地方性色彩的诗歌文化活动，恕勿赘述。

　　叫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应是引发了全国性热潮的中国诗词大会。各行各业的爱好者，空姐、石油工人、警察、癌症患者、外卖小哥、儿童、航天科学家、博士等等纷纷参与，庶几呈风起云涌之势。如此众多的国人对古典诗歌烂熟于心的程度，令人惊叹不已。在世界上似乎还找不到一个民族拥有这样的诗学文化奇观。与书本的个人阅读不同，诗词大会的特点是万千人同时共读同样的文本。在熟悉程度上的交相竞争和互补，构成了上亿观众的如痴如醉的诗化狂欢。从理论上说，诗歌是文学中的文学，古典诗词更是如此，将高级精英文化大规模地引入大众传媒，无疑是一次勇敢的尝试。可以说，这是诗歌界史无前例的一次带有创意性和新鲜感的重要现象。

　　相互呼应且叫人惊叹的，当推这个年度出版的名目繁多的诗歌选本(包括个人诗集)和主题各异的诗歌奖及大奖赛。据不完全统计，2019年正式出版的诗集近五千种，证明当下诗歌的创作态势是惊人的，尽管出版与传播的流通渠道未能尽如人意。譬如诗人们出版诗集大多在诗歌圈子里互赠或交流，即便是提供资助出版的诗集也不怎么乐观，诗刊社第35届青春诗会诗丛推出的15位作者诗集，哪怕有各美其美的特色，且在彼此呼应中点亮了一角天空。若论多达数十种的年度诗歌选本，除了有一定代表性的如《中国新诗排行榜》《中国诗歌年选》《中国年度优秀诗歌》《中国诗人生日大展》《中国当代知名诗人诗年历》《朦胧诗年选2019》等外，其他多为地方性或圈子里的选集。若论2019年各种诗歌奖项，除文中提及的，尚有第五届中国当代诗歌奖、《中国诗人》第五届(2019年)诗歌奖等等，连串起来可能要排成长队，无法齐全列举。关键是评奖本身要如何做到客观公正而又深得人心，并提供一种切实可行且有效的评奖机制。

　　值得驻足留意的，应是《诗林》双月刊策划开辟的新栏目——“今日批评家”。该栏目特色鲜明，既有批评家的诗论及诗作，又有他人对批评家的再评论。自本年度开设以来，前后已推出六位活跃在当代诗坛前沿的诗歌批评家个人专辑。此举日渐引起了诗歌界、读书界和批评界的关注和热情参与。在人类深陷于精神困境的境遇下，既为当代重要诗评家提供了一个进一步施展抱负和发声的平台，也为诗歌批评家的角色定位和诗歌评论的独特作用重新赢得了尊严。诚如莫言说的，每一个艺术的类型都应该有自己的读者和自己的观众。

　　十分引人瞩目的，当推两个诗坛风云人物，一个是著名诗人黄亚洲，一个是著名诗评家谭五昌，他们在本年度的杰出表现和贡献着实令人刮目。黄亚洲先生，怀揣一颗赤子之心、真诚之心、诗性之心，始终永葆前倾姿态，诗人无论走到哪里，但肯寻诗便有诗，畅游神州大地风光也好，感受异国风情也罢，他笔下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寄寓着诗人自身的情感体验、生命精神和人文情怀，至今创作的行吟诗歌有1500多首，为各地写作的五部行吟诗集已先后出版。9月底，“黄亚洲国外行吟诗新作研讨会”在西南大学成功举办;10月中旬，其诗集《我的西班牙，我的葡萄牙》研讨会在智利顺利举行。为迎接国庆七十周年，黄亚洲、赵振元诗歌专场朗诵会及研讨会在杭州市缤纷亮相，现场爆满。随之“第二届黄亚洲行吟诗歌奖国际大赛”又鸣锣开道了。需要一提的是，目前中国大陆唯一以诗人个人名义成立的诗歌基金会——黄亚洲诗歌发展基金会，自创设以来，已举办过多种诗歌文化活动。它如同一线阳光，温暖地辐射在神州大地上，甚至跨疆越域，让辽阔的尘世缀满金灿灿的光芒。就这样演绎成一面诗歌的旗帜，以大爱以真善美在生命中飞扬，让每个角落，都能聆听到诗歌精灵起舞的回声……

　　谭五昌先生是活跃在当今诗歌现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诗歌评论家，他为中国当代诗歌发展所作出的努力和贡献有目共睹。他主编每年度《中国新诗排行榜》《新诗日历》《青年诗歌年鉴》等，已公认为具有标志性和代表性的年度诗歌选本;他发起或主持的海子诗歌奖、昌耀诗歌奖、博鳌国际诗歌奖、中国青年诗人奖等，则成为每年度诗坛绕不过去的重要事件;他策划和主持的华语诗歌春晚，迄今已蝉联举办五届，并迅猛延及海外各地，为当代华语诗坛増添一道缤纷亮丽的风景。今年度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隆重推出他的《在北师大课堂讲诗》(五卷本)，这是他花费五年时间与心血从事当代诗歌研究积累的学术成果和结晶。书中对当代中国大陆、台港澳及海外地区百余位优秀的代表性诗人的作品，展开了较为系统、深入、生动的文本解读，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诗学理论的归纳与建构，着力展示其诗歌审美评价标准、体系与诗学理念。全书完整呈现出中国当代诗歌的文化版图，堪称一部口语体的中国当代新诗发展史略。2019年4月20日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专门为此书举行的研讨会上，不少重量级诗坛前辈、著名诗人、评论家与学者对这五卷本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可以说，无论是对当代诗歌的文本解读，还是对当代诗歌的传播与教育，乃至诗学理论的建构等领域，谭五昌以其非凡的胆识和开拓精神，为当代华语诗坛创造了无数的惊喜，堪称是当代诗坛鲜见的传奇式人物。

　　一个年度总有其令人欢欣鼓舞的亮点。对应五四新文化运动，2019年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就诗歌创作而言，可谓阵容庞大，多姿多彩，可资总结探讨的关键点颇多，各种题材、取向和写作风格可谓眩人耳目：传统的、现代的、后现代的;学院的、主流的、民间的;乡土的、城市的、域外的;纸质的、微信的、图文的…… 不一而足。从年度创作实绩来看，60后、70后、80后诗人应属中坚力量。吉狄马加、西川、臧棣、陈先发、李少君、龚学敏、彭惊宇、胡弦、马永波、芦苇岸、雁西、唐诗、唐成茂、树才、阿信、马启代、李自国、祁人、大卫、李郁葱、张执浩、江非、刘川、王爱红、庄晓明、王桂林、杨志学、侯马、谷禾、古马、陈小平、李永才、郭毅、胡亮、陶春、唐毅、包容冰、韩庆成、赖廷阶、张况、世宾、郭金牛、倮倮、远洋、黄惠波、远岸、彭桐、赵少琳、杨廷成、白恩杰、路军锋、龚学明、霍竹山、李强、徐春芳、刘西英、王霆章、李俊功、人邻、周伟文、胡建文、甘建华、鹰之、周永、散皮、瓦刀、宁明、雪鹰、大枪、陈伟平、钱轩毅、林新荣、田湘、王跃强、林浩珍、刘少雄、连占斗、叶逢平、浪行天下、康城、顾北、王爱民、邱红根、阿毛、阿翔、聂权、曹谁、杨庆祥、肖水、王单单、张二棍、曹有云、赵目珍、周公度、盛华厚、蒋志武、丁成、漆宇勤、纳兰、西玛、年微漾、倪伟李、张远伦等多有新作，整体上呈放射性写作状态。如果说进入“中年写作”的60后，阅历、经验、写作资源和技艺日趋浑融相济，渐入佳境，在创作数量和品质上庶几形成为诗歌谱系中的一支坚实劲旅;那么，70后和80后应是最为活跃的诗歌生力军，对新诗的探索性实践及其美学生成值得期待，尤其是80后诗人的脱颖而出，已显示出更多新的写作可能性。90后乃至00后正蓄势待发，崭露头角者已不在少数。令人刮目的是，部分50后及40后甚至更为年长者厚积薄发，创作势头依然不减当年，时有佳作问世，如邵燕祥、杨炼、欧阳江河、陆健、徐敬亚、叶延滨、桑恒昌、章德益、峭岩、李发模、华万里、曹宇翔、梁平、车延高、梁晓明、雨田、王猛仁、王久辛、曲有源、柳沄、贾桐树、左岸、王鸣久、刘剑、谷未黄、汤养宗、哈雷、大解、绿岛、郁葱、周占林、邢海珍、呼岩鸾、桂兴华、董培伦等。而在女性诗人群体中，翟永明、徐芳、三色堇、娜夜、路也、林雪、胡茗茗、潇潇、梅尔、艾子、李成恩、郑小琼、高伟、李南、林秀美、许燕影、卜寸丹、吕约、花语、安琪、丫丫、杜涯、海男、晓音、荒林、横行胭脂、颜敏玖、紫穗穗、安海茵、霜扣儿、宫白云、戴潍娜、敬丹樱、如风、梅依然、贾浅浅、林珊、紫薇、陈安辉、安娟英、何冰凌、王舒漫、蓝帆、宝兰、幽林石子、大连点点、微紫、肖秀文、钟晴、苏笑嫣、庄凌、吉尔、宗小白、C言C语，更年轻者如90后的贺林蝉、马文秀、高璨、明柍，包括早已成名的萨仁图娅、王小妮、张烨、陆萍、李琦等女诗人，她们的创作各有优长，以敏锐的触角和美妙的情感呼应，让人感受到当代女性健全的精神温度和时代隐喻。此外，台港澳暨海外诗人也不甘示弱，在各自的地域空间里坚守诗意，展现自身的心灵诉求和文化情怀。台湾的陈义芝、萧萧、张默、白灵、林焕彰、绿蒂、古月、方明、颜艾琳、林明理、黄安祖、许世贤等;港澳的蔡丽双、度姆洛妃、盼耕、文榕、秀实、孙重贵、招小波、林琳、张继征、沙浪，姚风、冯倾城、龚刚、袁绍珊、贺棱声等;海外的严力、王性初、姚园、施玮、虔谦、陈金茂、冰花、饶蕾、郑南川、陆蔚青、梁元、西贝、章平、穆紫荆、张琴、王晓露、田原、林祁等等，在本年度均有不同程度的表现，或者说，他们之间的写作是在差异的共存中彼此照亮。

　　在当今中国诗坛，有很多父子诗人、夫妻诗人、父女诗人、兄弟姐妹诗人等活跃在诗歌现场，自成一景。例如，马启代和马晓康父子，无疑是这些具有血缘亲情关系的诗人群体中的典型代表。90后的马晓康留学归来后曾推出长诗《晏子》，今年度又创作另部长诗《孙子》，单行本甫一出版，立即在诗界与社会各界引起强烈反响。为此山东大学文学院于12月中旬特别举行“马晓康历史长诗《孙子》研讨会”。自古英雄出少年，海南诗人黄葵11岁的儿子(2008年出生)黄海，2019年度在《绿风》《扬子江》等海内外报刊蝉联发表一系列长、短诗篇，获奖九次。对于一个六年级学生来说，可能绝无仅有。又如，以洪三泰为主的洪家兄弟姐妹(十人)组成的诗群，堪称诗坛佳话。本年度洪三泰以其长诗《大海洋》荣获“普希金诗歌艺术勋章”，其兄弟洪江、洪三河、洪三川也收获“丝绸之路国际诗歌艺术节”的金奖和银奖。从洪家诗群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当下诗歌受益于家学和血缘基因的潜在影响。

　　诚然，不管是对异质性的书写和先进诗艺的改造，还是对于传统诗意的坚守及传统叙事资源的当代性转化，均是诗歌现代性建构尚未完成的延续。这种现代性并非是技巧的炫耀和卖弄，而是为诗人开辟一个更能充分发挥想象力的广阔艺术空间，驱使诗人以朴素的具有良知的、足以唤醒沉重心灵的通达真理的神性抒写，成为定义作品质地和艺术价值评判的重要因素。西川、陈先发、徐芳等在现代诗中探索历史或神话的书写，堪称大手笔。其中徐芳的《神话诗四章》(入选上海市作协编《开天辟地——中华创世神话新史诗》)，既在自然从容的转换中体现出诗人的主体性，又显现出一种活泼清朗的人文气韵。如此文气英蕤的架构，的确为本年度诗歌频添一大亮点。

　　记得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曾在一场题为《喧嚣与真实》的演讲中谈到，社会生活总体上看是喧嚣的，喧嚣是热闹的。当他与观众辨喧嚣、谈真实时，认为社会生活本来就是喧嚣的，或者说喧嚣是社会生活的一个方面或本来面貌，没有任何力量能让一个社会不喧嚣。我想，莫言的话对于当下诗坛，同样是适合的。当然有时候喧嚣会掩盖真实，或掩盖真相，但大多情况下，喧闹是不可能永远掩盖真实和真相的。于是，面对纷纷扰扰，既喧嚣又真实的当下诗坛，除了诗会多、奖项多、选本多外，各种各样的大小事件则如雪泥鸿爪，令人顿生感慨。不管是主流的、民间的，总之在诗歌江湖里，行走也好静观也罢，笑傲也罢感叹也好，有意义的无意义的、有意思的无意思的，林林总总，不一而足。值得我们反思和追问的起码有五大问题：一者，面对各种各样的诗会，即规模与主题异同的诗歌节、诗歌笔会、诗歌论坛等，能否积极引导创作，或引发新一轮诗歌热潮?二者，面对各类诗歌奖项，即众多巧立名目的大小诗歌奖、诗歌征文大赛大行其道，甚至引起激烈论争，是喜是忧?三者，面对不尽相同的年度诗歌选本，即各种各样不同命名的诗歌选本及出版物争先恐后推出，是强劲传播还是泛滥成灾?四者，面对大大小小的诗歌事件，即与诗歌、诗人不断涌现的有关事件及其形成的现象，到底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经验、教训和思考?五者，面对自媒体时代的诗歌，即微信等自媒体打破时空间的限制，以往的传播渠道、品鉴方式不断颠覆，互动空间随时刷新，如何导引诗歌艺术的良性走向?同样成为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

　　2019年恰逢五四运动100周年，说明青年作为社会群体的一部分，作为诗坛的新生力量，需要我们投以热切关注。况且从某种意义上说，激活新的文学生机，打破旧的文学格局，有赖于一代代年轻作者的不断涌现。就诗歌而言，新时期诗歌作为一种“新的美学原则”风靡一时，假如没有朦胧诗的崛起几乎是不可设想的;90年代诗坛出现多元共生的生态格局，同样与活跃的年轻诗人紧密相关;进入新世纪之后，每年度网上网下蓬勃生长的诗歌态势，更是少不了包括80后、90后诗人的热情参与。尽管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诗学追求和精神面相，但诗歌(创作)说到底还是诗歌(创作)，作为一种创造性的艺术劳动，无不是一个人灵魂的产物。正是那些源自生活瞬间的深深缠绕萦怀，默默地渗透到精神基因内部，才有可能与自身灵魂共生同长，以至于构成为自己心灵的一部分，并最终以其独异的艺术形式呈现出来。

　　如果说优秀的诗歌作品，除了与其他文学作品一样，必须具有文学性与审美性，那么想象力与思想力应是诗歌作品的生命魂魄。这是对诗歌精神永恒的出发与安抵，是向爱与善、灵光与智慧，向无畏的永恒之美的深切致敬，如是才成就了诗歌的审美力量，并最终使得文字精灵成为苍天之下、大地之上的艺术绝响。以此来观照当下诗歌写作，可以发现，在诗歌写作领域，多数诗人的敏锐力出现了钝化，想象力和感知力尚未尽如人意，诗歌中的精神性建构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而对诗歌真善美的永恒追求更多的滑向碎片化和瞬间化。这里就笔者集中阅读过的本年度出自青年诗人之手的长、短诗篇为例，来判断和透视他们的写作现状与前景。或许，对青年诗人创作上的观照，有助于我们对2019年度诗歌收到管中窥豹的效果。

　　无庸讳言，身处这样一个视野开阔而驳杂繁复的现实社会中，多数青年诗人无论从眼界、受教育程度，还是对世界认识的宽广度以及所接触的丰富信息量，都是前所未有的。那么，他们吸纳什么样的艺术经验?如何显示出 “诗”的精神风貌?在写作中对诗歌语言的认知深度和驾驭能力到底怎样?坦率地说，目力所及的本年度青年诗人(包括校园诗人)，尽管其中不乏作者才华的漫溢、智光的闪烁，隐约呈示出把握当下生活本身或洞穿历史的能力，也提供迥异于前辈诗人的情感体验、价值观念和个体生命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显露出新时代青年诗人具备的眼力和笔力，但就整体性苛刻而言，难见大境界大气象，亦乏精品力作。其中暴露的主要缺憾是显而易见的，也是普遍的。其一，流于表象，灵魂缺失。写诗是一种通灵的艺术方式，文字不仅仅是表达内心的工具，而是自己与天地万物诸神的交流和对话，进而交织缠绕渗透，让人感受到作者灵魂的游走与律动。倘若停留于事物表象的描述，只能沦为或平庸苍白的分行排列，或浅显莫名的抒情，陷入平面化或扁平化写作泥沼，难以让作品立起来。其二，技巧生硬，力不从心。某些才子型的青年诗人的确出手不凡，崭露一番头角和气势，但深入其文本肌理细察，发觉在运思驾驭时，因文化支撑不力而乏善可陈，尤其是热衷于长诗写作者。更多作者可能囿于艺术经验不足而略显生涩，该发挥时未能尽情发挥，该克制时未能及时克制，难以让语言与诗意内涵产生巨大的张力，获得一种力与美结构的艺术效应。其三，格局狭小，难见境界。一个诗人作家都应清醒意识到，除了每天置身其中的这个世界，还有另一个稳秘的世界，但真正属于文学的世界，并非俗常意义的物质世界，而在每个诗人作家的灵魂深处——那是一个灵魂与灵魂彼此倾诉与倾听的特殊时空。诗歌是关于灵魂的学问。然而，多数诗人往往过份倚重于肉眼所见的现实，以一己角度复制日常生活甚而沉溺其中，抑或咀嚼个人经历的小感触，未能透过心灵的过滤赋予发现这个世界的殊异认知和独特命名。究其原因，除了匮乏诗的创造性思维外，关键是难见境界，难见“眼界始大，感慨邃深”(王国维语)的诗歌格局和气象。

　　总之，面对万花筒式纷纷扰扰的世界，走在通向美丽家园的途中，青年诗人的写作应如何寻找和建立自己的坐标，致力于现代汉语美学实践并留下为时代证言的诗性文字，让人从作品里可以看见一个自由的灵魂，领略到一颗博爱之心，体悟到诗人的生命精神和人格境界?的确值得深思。这不仅是对青年写作者的后续创作充满期待，而且也是每个从事诗歌创作者需要反复思考的重要命题。

　　以上乃一孔之见，谬误在所难免。但愿能获得诗界同仁、批评界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参与和热情回应。

　　(作者系旅居澳洲诗人作家、评论家，复旦大学文学博士后，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教授)

　　——全文原载《中国诗人》202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