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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与文学
——在日本笔会的讲演(东京·2000年11月)


  导读:顾偕访日文学讲演稿。

  当我在广东一个远离都市喧嚣的小城镇,得悉贵国同仁对此话题感兴趣时,或许因了某种提醒,我对20年来萦绕于周身的事物,骤然有了一些个人的感想。

  在我尚未谈出这些想法前,首先我要感谢在座的诸位,对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仍抱有的热忱和敏锐,以致我能有这样一个机会,今天可以同陌生的朋友们一道探讨一些本不该忽视的现象的根源。我要感谢的还有:正是我们大家对文学的格外关怀,人性于这个世界才没有被淹没和遗忘;正是所有爱好沟通的人们一直以来艰辛的精神努力,人类的生活这才不至于如花朵那样枯萎,相反在一种理想的浇灌以及信念的渲染下,于一个新的世纪更显现出了健康和高贵。请允许我用那种诗人不能没有的激情,来谈这些可能属于瞬息万幻的问题;请允许我能与诸位一样,在眼前多姿多彩纷呈着无数形象的年代,暂且不把那些进行中的潮流和一种社会能力的辉煌,单纯地急于看作是今日文学的答案。开放的故事必然会有许多,还会有许多,但每一位作家或者诗人对繁荣的反应,对某一个伟大时期的认识,却永远应是冷静和独立的,它绝不应当被一些鲜丽事物赋予的利益,就这么轻易吞噬掉。任何一种精神产物,倘若仅仅于外在恩惠的沐浴下,很快就丧失心灵的警觉和曾经保持过的独创性,如此,所有的观念将会变得荒谬可笑;所有由享受支撑起的视野的发挥,无疑则会流于短浅或欠缺成熟。当然对于我们来说,对于长期在贫困中已然能够获取不少富裕的中国来说,20年来的开放,兴许还只是序幕的刚刚拉开。因为某些固执的传统,仍需要在新兴的生活中过渡;许多漫长的展望,至今仍未于现实的胜利中完美地形成。虽然我们早已同世界一起在倾听未来,却由于起步稍晚及其他历史原因,一个民族的崛起抑或这个民族在迅速进入整个全球的时代担当起重要角色,恐怕只有在今后的改革中拥有更多的良性循环,方能真正完善这一使命。尽管今天这些开放的背景,为我们一度僵化的文学,明显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尽管竟争打破了平静,自由气氛使我们再也感受不到有任何意识的阻力;尽管宽松为我们提供了畅谈思想的园地,井然有序的发展秩序,让我们终于领略到了某种写作优势和实践的尊严;尽管有许许多多我们早年无法预料的昌明的因素,在向今天推移的延续中,很可能还需加大理性的补充,但文学作为一种并非完全的旁观者,在此经济的格局中能否面对影响的挑战,能否直面自身在市场的责任与作用,甚或能否以一种古老的智力水平与高度发展的商业时代成功地对话,且不失优美地再能于那些层出不穷的规律里,建立起一种自己所能理解的丰富的结构,这种与开放同样重要的工作,这种永远不会结束的似乎来自于一个文学宇宙的另一种新的开始,现在看来不是单靠启蒙或仅凭知觉的回顾,就能一下于倾泻的文字中圆满地完成的。

  开放是什么,文学在开放的大环境下,通过对现实连续性的描述和想象的提升,究竟能意味到什么,我觉得进一步弄清那些沉睡的实质,其价值和意义,大概绝不会低于任何一部作品完成的本身。过去我们受客观条件和主观立场的制约,受文化的禁锢和某些无谓的道德束缚,很难诚实地面对现实,很难有充足的理由深信自己对事物的判断;过去我们很难在一种真相前,有胆识地表达出所有迫切的追求和愿望,今天那些失落的机遇一一降临了,在多种令人振奋的空间,在大地另一番景象的照耀下,我们除了心安理得,今天难道不该让所有情绪的审视,更从容一点吗?难道不该让创作这神圣的权力,在一切感知的范围内,更多地去接近些本质的东西吗?!文学从来就不是对现象的浮光掠影。何况在一个开放且同样有着深沉意味的时代,以什么样的感悟来鉴别一种现代的进步,以怎样的思维魅力去改造一种现状的精神领域,全在于我们首先要有一种独立人格的鼓励,方能把握住灵感的公正;全在于我们能以什么方法拉开眼光与现实的距离,如此才不至于使理智于激烈的线索中泯灭。作为一名诗人,我想自己之所有在今天这个高明的社会,还愿意掌握一门原始的艺术技能,显然是因为人类还不欢迎冷漠,显然是总在超越着什么的世界至今仍期望能有一种血液,继续会以那种永恒的韵律,悄悄在一切奔波的时间里流动。

  同样,怎样使开放的事物保持平衡,怎样使那些远离的岁月,仍具有一种回忆的亲近,且使火焰不再流露忧郁,且使里程减少彷徨,这都是文学的境界所能为开放的世界,最终必须树立起的人性的标准。

  我们庆幸文学仍然能以一种鲜明的姿态,加入到今天所有开放的行列中来。纵然文学的功能难以为整个复杂多样的社会于根本上主导起什么,但它那种每每多于现实的心灵的展示,无疑会使人们从中看到一种总与个人命运息息相关的希望,一种永不至于会在时间中衰落的精神权威。任何一部优秀文学作品的诞生,向来都不是对当时生活浓厚的模仿和翔实的记录。它既不会为那些生机勃勃的事件,简单地于文本中排列一种秩序,也不可能将那些源于沉重的思索,有意无意地粉饰成流行的需要。一部深刻的作品,果真得益于一个时代的话,那它同样也应当具有这样一种情感和思想的活力,能在合理的准则下为广大读者细心开创出一个自己的时代。我喜欢把开放看作是今天又一种文明的盛行。资本的增长,经济的兴起,不断加强的市场福利,各种程度的现代发展神话,等等一系列日趋完美的生活方式,这些实际上都有助于我们形成一种新的写作程式,有助于让我们的接受,来进一步说明:由于开放,世界的许多事物,今日都成了人类传统美感来不及选择的意外。矛盾所富有的启迪性意义在开放和变革的密切联系中,再度引导起我们某些颇具古典意味的思维。文学在这种新的环境及其状态下,如何完成一种没有障碍的言说,总体上讲,依然取决于它对一切自然进程,该持有哪种超越的认识。

  我个人认为:无论什么样的开放,它都是积极的,甚至是革命性的。因为当今人类的理智,大都已不会在整体的进步中,再度沦为某些负面“幸福”的奴隶,如在不经修整的“开放”中,曾被无节制的奢靡和腐烂的欲望毁灭了的古巴比伦。如果说今天的中国文学,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显得较为丰富的话,这种活跃的势头,毫不夸张地讲完全归因于一个社会的全面开放。试想倘若没有一种政治的清明作为创作的基础,没有一种能使作家充分利用的外部宽松的多样性条件,来奠定与一部作品相适应的内在的稳定,我们的文学精神,能在那种连起码的自由都丧失的情形下,实现一种较高信仰的目的吗?以往那种无尽的落后的反思,总在封闭中自我陶醉地揭示着什么。如果我们的社会一直都高踞着这样一种孤独得愈发蒙昧的文学,其文字张力又能为未来,带来哪些美好的影响呢?!所以说,开放是美好的。总体上来讲是值得人类推崇和提倡的。它使一切文学艺术在一个势不可挡的世界里,相形之下不仅变得更加敏锐,使所有人的天性在得到释放时,还有机会平静地来看待文学于一种现代性的压力下,究竟再能为社会做点什么。因此,曾经荣幸充当过一个时代“代言人”的文学,在一个开放的年代里,它一度甚于其他许多“理解”的话语权,如今不少已被公众更多的要求更换了。这就是说,今天的人们在热衷追求形式的同时,事实上也不无期望文学一样能有一种乐园气息或更刺激的成分,以此来把生活一齐向前愉快地推进。

  满足时尚不一定全是坏事。而问题就在于这么做,文学应当基于怎样的一种动机和有哪些较为深沉的考虑。中国历来有“寓教于乐”的说法,文学虽然不是取悦于什么的媚俗工具,但以其独特的色彩机智地参与社会改造,绝不机械地去人文化地提升一个社会的品质,这在今天,依然是我们文学不可或缺的重要任务之一。

  17世纪初,贵国的德川幕府曾经采取锁国政策,以期在闭关自守中保持一种尊严。这种持续了将近两百年的扭曲的梦想,如果不是因了明治维新以来真正的开放,今日经济卓越的贵国,恐怕仍将处在与世隔绝的境地之中。由此证明,开放对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而言,都是重要的。开放不光能使人类的心灵,普遍友善地相通,且使艺术在一个不受限制的世界里,还能重新找到属于自己的光芒。正如很久以前的日本,借用汉字,形成、发展了自己今日的书写系统;借鉴儒家学说,更改其道德标准,至今仍广泛应用于自己的社会结构。20世纪美丽的奈良和京都,同样不乏中国唐朝时期的长安遗风。在这些显然也有着你们自己鲜明特征的建筑文化上,我们不无欣慰,一个国度正是由于早期的开放,才有了今天这种理想化事物的反映;正是因为人类共同都富有一种进取心,最初的高尚道德,至今才没有被种种时代的需求,削弱或取代。回到文学的层面上来谈,若是一种创作在任何变化的速度面前,不能以内在的和谐与外在的发展达成相应的默契,不能以自身的接触促成一种理性的完成,并使感性关注成为一切的精神力量,那么,所有开放的步伐一旦抛离了那种黯然失色的文学,且使那样的文学再无保持下去的必要,也就不足为怪和无所谓有什么痛惜了。因此我深感到:文学的使命永远是艰巨的,这不只是因为要面对一个开放的时代,而更需正视的,也许还有那种我们于某种局限中,至今未能看到的永恒。

  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悠久灿烂文明的古国。在一个极为漫长的时期,农业曾是这古国整个社会的基础。我们的生活方式和节奏,或许因了这种原因,一直以来在诸多无奈中,仿佛只好听任于所有的缓慢。但藉以支撑一种庞大生命的任何有利的因素,历来都是有限的。文明的发展有时需要轻装简行,担负重荷的宽厚的背脊,如若在五千年后的今天,仍不愿为一种开放让步,那么一切丰富的遗产,怎么说也只能遗憾地终至成为现代的古董。今天,我们的开放与其说姗姗来迟,倒不如说更合乎时机。在静止中积累,于落后中彻底解放,化不幸为深刻,以明智的反思迎来一种特殊的剧变。所有冲破耽误的每一种划时代趋向,对同时也赢得了一种透明进而能够丰富阐述什么的文学来讲,无疑也是难得的幸事。

  故当今中国作家要做的,以我的体会是使自己的观念与经济建设,彼此间形成一种同质的联系。因为文学的归途就某种程度而言,与任何社会最终发展的结局,其极限的逻辑应当都是展示某种均衡和对生命的维护。所不同的是,经济建设通过技术外延,来强调一种事物对世界起到的作用;文学则利用意识的内化,让人们间接地都能有机会看见自己灵魂的力量。二是永远不要把文学看作是与开放隔离的个部落。以为其优雅就在于发挥诸多善感的内心,以为拒绝外界的影响,才会有更多美好的构成。甚至憎恨财富、排斥先进,偏执地自信只有一成不变,文学在自己的黄金世纪方能显示出孤独的珍贵。实际上创作若是真这般纯粹的话,那样的作品必然是软弱的,无法进入历史的。今日之中国,可以说是已处在个有史以来最为繁荣的时代。作家们在这样的时代继续需要做些什么,能够做好什么,我想这些问题丝毫不会令文学为难或尴尬。政府不会来干预和垄断精神领域的创造,更不会剥夺谁的写作权利,作家的想象可以不受限制地任意施展。因为早已没有了什么“奉命文学”的束约,如何能更好地完成一部作品,反倒使作家们顿生起了这样或那样的困惑,这包括在开放的年代里,因看不明白各种差异而由此断然舍弃了创作的那些作家。

  事实上,我们今天所有的举世瞩目的事业,都还只是一种初级阶段。然而正是这万里长征般的第一步迈出,已使人民对自身的生存与以往相比,有了截然不同的感受。他们在无数非凡的转变之中,找到了迷失的自我;他们在风和日暖的大地,尽管受着开放的种种滋润,却并没有放弃由此而更需要引导自身的善恶观念。作为同生活有着某种有机关系的文学,如今以其继续关注人类发展的信条,已自觉地问津于各个领域了;一些更为美好的盼望,已在作家们的笔下有了预测;一些前进中的胆怯、沮丧、气馁和怅然若失,也已在许多作品立意弘扬一种光明所塑造的那些人物性格里,逐渐得以克服。我们有信心能用文学这一特殊的综合性反映,来揭示现时社会尚存的某些基本问题。我们乐意被开放召喚,并让文学与之相伴相随,将一切发现更多地付诸到一种完美的文学实践中去。经历了20多年的改革开放,虽然中国文坛有不少冲突的话题至今仍还争论不休,但文学必须遵循的一些根本性原则,则从未有过动摇。即对人类伦理持久的衡量,对黑暗永远的摈弃,对未来的一再敬重,甚或对反叛倾向理解后的宽容。开放全然不会为文学带来任何隔阂。文学在每个时代所占有的永恒的一席之地,因为一直有着自身无尽的开端,有着其浓郁的生命的标志,所以它无论处在人类的哪个时期,都绝不会被一个需要进步的正常社会,无端地从人们的现实与梦想中剥离开来。

  如此,一个关于“开放与文学”的适时话题的论证,于文学的本质来说,似乎意义又不是那么大了(所幸在座的诸位都深知这一点,大家不过是想借题发挥,由此想于兴趣上谈开些的什么罢了)。但也不能完全认定一种开放与文学的兴衰递嬗,绝无任何值得我们注意的联系。

  较之以往,今天的中国文学呈现给读者的内容,无论从哪个层面上讲,均让人宽慰得多了。社会的每一次新的起点,新形态的每一次闯入,理所当然地已成为文学应用裕如的福祉。质量的包装,精巧的制作,边缘艺术的身价,前卫和先锋与传统手法热闹的媲美,乃至令人振奋的诗性的辩护以及绝不耽于形象的哲理小说,凡此种种,这在曾经封锁着梦想的岁月,几乎是谁都不敢设想的。如今,我们已懂得了怎样能以文学来协调人类在开放中的每根古老的神经。习俗依然在成为惹人注目的故事,只是于一个新的世纪,人们对这些故事的要求不再模式化,相反期望有更多更好更高的一些寄托了。

  作为一种生活的采集者——文学,究竟能在类似2000年这样一个颇多商业循环的时代,还能得到多少能坚持发挥什么的益处,或者说过于被繁华所扰,文学是否就此便降低了自身的品位,这完全取决于一位作家在与开放共存时所抱有的某种价值观。耽搁了将近十年探索的中国文学,不能说它的损失与当时整个民族所遭到的伤害不同样是灾难性的。但正义和顽强,终于使我们走出了无知与黑暗;时代的复兴和文化的正名,毕竟又使中国文学在历史的重要转折关头,迅速恢复和明确了自己的身份。在最初的那些开放时期,正是由于一些优秀的文学作品对社会的引导,苦难的民众这才立时找到了心灵的安宁;正是文学所耸立起的良知的支柱,邪恶才迅速失去了那种能够诱惑整个世界的魅力。今天,文学在中国,有着全球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比拟的社会地位。这种精神劳动,虽然不能像经济建设那样全方位的服务于社会,但它提供给社会的特殊营养,却依然引起了人们普遍欢迎和尊重。

  谁都没有对文学失望。包括每一位毕生旨在完成一部传世之作的作家本人。至今谁都愿意这样认为:越是在开放的年代,文学越是必不可少,因为在这个难免充斥着不少无聊信息的眼花缭乱的现今世界,唯有一种淳朴的文学,大概仍然是最为诚实的。

  我们还能想象有那种类型的终极关怀,有比作家们对世界的认识更为善良的吗?我们还能想象有什么比开放的时代更美好的敞开的世纪,能使文学今天可以这般随意地倾诉人性的梦想吗?陈腐的事物在逐渐崩溃,压抑的理性陆续得以释放,付出的代价均能有所收获,作家们在这样一种异乎寻常的前提下重新拥有生活、拥有对人类的爱情,难道他们的作品如今一旦少了不必要的抵触,就再也没有生命力吗?!我想,这个世界并不是所有的事情,一直都是相悖的。

  让我们一同来想想文学在未来再能够做些什么吧。因为开放已使人类清醒地意识到真理从来都不是免税的。

  谢谢诸位。

  2000年11月3日

简介
顾偕:上海市人。中国作协会员,广州市作协副主席,第五届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代表。曾为广州市文学创作研究所、广东省文学院专业作家及广州市委宣传部“跨世纪人才”和广东省委宣传部“十百千文艺人才”培养人选。在《芙蓉》《花城》《湖南文学》《诗神》《人民日报》《文艺报》《文学报》《南方日报》等报刊发表长诗近30部,著有《顾偕长诗选》《太极》(英文版)等诗集九部,电子版新作诗集、评论集两部。诗作曾被拍摄成电视诗、电视音诗在中央电视台、香港等全国30余家电视台播出,多部诗集被国家图书馆、中国现代文学馆、香港图书馆、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图书馆收藏。长诗作品入选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三年诗选》等多种专家选本,获“第五届中国长诗奖·最佳文本奖”及其他文学奖项多种。曾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成员随张贤亮、徐怀中团长出访日本、巴基斯坦进行国际文学交流。中诗网两度“封面人物”。作者36岁时曾将其“让东方智慧全球共享”的2400行长诗英译作品《太极》(刘志敏译)寄往白宫,当年圣诞节便意外收到时任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先生的亲笔签名复函:“我十分欣赏你富有创建性的宽宏博大的思想,你拥有我最美好的祝福”。
责任编辑: 西江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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