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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与诗情
——疫情期间新诗创作浅议及思考


  导读:我对疫情期间的新诗写作有一些不好的看法,认为七多七少:写的多,读的少;刊发的多,留下的精品少;网络平台、报刊媒体征稿多,认真思考的少;大赛活动多,扎实的少;伪抒情的多,真诚动情的少;同质化的多,独特认知的少;自我宣泄的多,深刻醒世的少。

  庚子年春,武汉疫情像一幢土屋的坍塌,溅起的灰尘弥漫每一个人。

  疫情是客观的、现实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诗情是主观的、能动的、带有激情和冲动。

  疫情给我们的世界带来巨大的冲击和破坏,封城,宅在家里,带上口罩上街,没完没了消毒,单位、学校、商城、公共场所全部叫停,社会生活秩序错乱,国家安危、人的生命受到极大威胁。

  敏感的诗人身处疫情之中,担心、焦虑、忧国忧民,面对欺瞒和不可知的真相,带着疑惑和不安,陷入了深深的思索。

  诗人是否有驾驭事件的能力?是否做好了思想准备?重大事件发生时如何反应?诗人要关注什么?思考什么?表达什么?

  我们经历过水灾、地震、非典等,每每激发起全国人民爱国热情,形成团结一心的精神力量。这一次也不例外,全国人民众志成城,诗人更是从心底里捧出一首首诗歌,鼓劲、暖心,吹响抗疫的号角。

  我看到此次全国疫情期间的新诗创作,大致呈现出三种状态和精神取向:一是满怀豪情,充满正能量,彰显国家抗疫风貌;二是关注时政、社会和现实生活,具有悲天悯人的家园意识;三是人性的考量和思考,反思和启悟心灵。

  李松涛在《庚子,急需一只口罩的掩护》诗中写到:“此刻,诗该掩面一哭?还是冲天一怒?/倘若尚有些许风骨,就该登高一呼!//刼后余生,须为父母、为儿孙、为民族,/量身订制一套永避灾祸的防护服!”。情绪真诚饱满,爱憎分明,语言奔放、有力,血性的叩问,尽显中华诗歌精神和风骨。

  梁平的《跟口罩一起过年》日常、平实,达观中写出战胜病毒的信心。

  诗人弱水吟是抗疫一线的护士,“请容我脱下防护服和面罩/把我的肉身从铠甲抽离/让我靠一靠身体/让我平静呼吸//请不要给我花环/只想疫情结束能安全回家/即使剩下一把骨头/也要把自己带回给儿女、爹妈”。在场,成就了诗歌感人的力量。

  疫情的诗写中,口罩、春天、口哨、白雪、英雄的意象又一次被新生、放大,成为诗中的目标指向,发出的声音更加富有感召力和象征意义。

  宏大、充满正能量的写作,往往是作者首选,但又因力所不及,成为悖论。写好了的,成为时代的代言人。写不好,呈现假大空或者喊口号,有甚者成为宣传工具,成为诗歌病毒的一种泛滥和狂欢。

  我们面对的疫情是无形的敌人,空喊是没有用的。疫情和病毒让我们诗人在与祖国和人民危难之际,保持同呼吸、共命运,相濡以沫。思考反思对与错,爱与恨、生与死,真诚与虚伪,真理与谬误,大爱与担当,奉献与贪欲,牺牲与英雄,正义与勇敢,黑暗与犬奴,等等。

  李文亮的死,必然成为此次诗歌海啸的突破口,怀疑,追求真相,很多诗人从生命的认知出发,对英雄礼赞,对生命爱怜,反思批判,诗歌变得深刻而又沉重。

  “这是不是又是谣言/听说他造的谣后来成了真的/听说认定他是造谣的人还活着/听说他死的原因是他造谣说的原因/听说他死的夜里,他的灯灭了/所有相信造谣者的灯却一直亮着/听说他死了,世界少了一个说谎的人/少了造谣的人,夜更黑了/造谣者死了,世界还会有新的造谣者吗”《听说,造谣者死了》(东来)。

  诗人如何表达国家、人民,社会与生活的关系,处理好大我小我的关系、心灵与自由的关系、理想和博爱的关系。我在微信上看到霜落枫林的二首短诗,一首《清晨》隐去了背景,“那个提早上路的人/用沉默把我们叫醒”,开篇两句诗意饱满而又有分量。另一首《缺席春天的人》标题就进入了创作状态,“再过一段时间/春天的讯息会蜂拥而至/桃花热闹地挤在枝头/蜜蜂把沉睡的河畔吵醒/走在下班路上/还会看到/年轻的父母/牵着孩子的小手/他们的脸颊开着春天的花//桥头的长椅上/坐着上了年纪的人/他们爱在这里晒太阳/看着桥上车来车往//缺席春天的人啊/想起你/眼前的景色就暗淡下去”。二首小诗平心静气,短小、干练,朴实,内敛,韵味中有诗意跌宕延伸,是写疫情的佳作。

  每一种诗歌风格和内容都能写出好作品,这要求我们诗人有思想,对诗歌技术有储备,对社会、生活、生命、时代有独特认识和发现,让诗歌写作由表层向内里发展,向高远、深刻挖掘和挺进。

  诗人在不同的成长阶段,面对的不同历史时期,创作出不同状态的作品,也就顺理成章,自然而然。

  当一个诗人成熟起来,形成自己的特色和风格,达到自己的创作高度,向着更高的峰顶攀登。

  疫情期间的诗写,一度引起诗歌界争论。不写,显然在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面前诗人没有担当,缺席,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写,在疫情写作这种大考面前,诗人及其诗歌作品能否过关。

  我对疫情期间的新诗写作有一些不好的看法,认为七多七少:写的多,读的少;刊发的多,留下的精品少;网络平台、报刊媒体征稿多,认真思考的少;大赛活动多,扎实的少;伪抒情的多,真诚动情的少;同质化的多,独特认知的少;自我宣泄的多,深刻醒世的少。

  通过疫情期间的诗歌创作,我发现一些名家还没有动,说明在深入思考。有些诗歌权威所写的诗,形式主义、虚情假意,愧对了诗人的称谓。

  当尘埃落定,我们必须重新认识诗歌,正本清原。诗歌要立足现实,说人话,动真情,重塑诗歌精神,回到如火如荼的生活中去。

  首先,要找回诗歌的自信。在诗歌沦为一种专业技巧、沦为一种成熟的小游戏、沦为一种没有什么真正值得说可是又不停地在说的流行病的今天,诗人有责任从不无中生有的苦思冥想中走出来。诗意表达信息时代的图腾,解读大数据带来的工业裂变和对新生活内涵的认知,做一个有责任、有担当、有使命感的诗人。 深入扎根生活,高扬诗歌精神。诗人要把自己当做时代车轮中的一部分,用敏锐的眼光观察、发现新时代之美。带着问题和思考,带着感情深入到人民当中去,不能浮在表面,轻描淡写,要像在煤中发现琥珀一样,探寻诗歌之美。 诗人要具有博大的思想和情怀。一个好诗人首先应该是一个政治家、思想家,然后才是诗人。要创作出高水平的诗歌,单靠对生活和文学的热爱是不够的,必须力戒浮躁,不被市场利益所诱惑,学习借鉴世界诗歌长处,汲取其精华,为我所用。还要博学广才,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创造出人民喜欢、时代满意的优秀作品。 诗人于坚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说:“灾难面前,先是恐慌,继而被无力感侵袭,语言在这一状态中渐渐滑向沉默;不沉默处,又有粗粝口号式的语言充斥于某些诗歌和文章。写还是不写?于坚的答案是肯定的:如果不写,才是灾难。”

  还说“只是玩弄修辞的写作是无德的,汉语是仁的语言。”

  优秀的诗歌不仅属于时代,属于历史,更属于我们的思想和心灵。

  当下诗坛流行所谓“纯诗”,不谈时代和人民,不关注社会问题,躲在阁楼里精心描绘每个树叶的脉络,抒一己之情,把诗歌当成文字游戏,写千人一面同质化的诗,自娱自乐,在小圈子里狂欢。好像一说大题材就不是艺术,没有诗意和价值。

  诗坛泰斗臧克家生前在《诗就是诗“辩”》一文中说:“如果,一个诗人,脱离时代,脱离群众,不管作品产生的社会效果好坏,闭门写‘我的诗’,也许他个人从中得趣,但我觉得这是可悲的”。

简介
张笃德,笔名竹马。中国作协会会员,抚顺市作家协会副主席。省第三届签约作家。在《人民日报》《中国作家》《人民文学》《诗刊》等发表诗歌,有多首诗歌获全国大赛一二三等奖,并被收入年度诗选及各种权威选本。著有诗集《竹马诗选》《一个人的生命能走多远》《最后的工厂》,自编散文集《美好的误区》《集外集》。《一个人的生命能走多远》获得中国作协重点作品项目扶持,《最后的工厂》获得中国作协定点深入生活项目扶持,参评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荣获第十届辽宁文学奖。
责任编辑: 村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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